据温哥华港湾综合报道:对皇家银行(Royal Bank of Canada)首席经济学家弗朗西斯·唐纳德(Frances Donald)来说,6月6日的早晨,要么是她这一周工作效率最高的时刻,要么就是灾难性的收尾——取决于你如何定义“灾难”和“效率”。
那天早上不到8点,她已经把孩子送去托儿所,开始埋头工作。尽管这一天并不是经济学家眼中的“超级碗”(Super Bowl)级别的日子,但由于加拿大统计局即将公布5月的劳动力市场调查,她还是把这天比作“季后赛”级别的大事——这类报告对经济学家而言,可是一年一度的“重头戏”。
然而,意外很快发生了。早上不到9点,托儿所打来电话,说孩子肚子不舒服,需要她立刻接走。有时候,工作与生活的平衡并不会如你所愿地进行。
唐纳德的这段早晨经历,恰好说明了一点:大多数加拿大人并非懒散地窝在沙发上看Netflix,而是在兢兢业业地工作、生活。
但令人困惑的是,这样的刻苦努力却并没有体现在加拿大的生产率上,尤其是与美国等国家相比。过去几十年来,加拿大持续低迷的劳动生产率,已令政策制定者、经济学家和所有关心国家未来的人感到焦虑。
“即便作为一名传统意义上的经济学家,我现在也不再仅仅拆解数据了,因为光看数据,你看不到全貌。”唐纳德说,“问题是:我们要如何打造一个创新、有规模、能适应变化的韧性经济?”
这是一个重要而迫切的问题。毕竟,加拿大央行高级副行长卡罗琳·罗杰斯(Carolyn Rogers)早在2024年3月就警告说,加拿大正面临一场生产率的“紧急状态”——“紧急”一词可不是央行随便用的。
昔日辉煌 今朝堪忧
或许更令人震惊的是,在1967年加拿大建国百年时,这个国家曾被认为是全球第三富裕的国家,仅次于美国和瑞士。
而今天,加拿大在全球生产率排行榜上位列第18,仅略高于意大利和西班牙(后者还以“午睡文化”闻名),而爱尔兰则高居榜首。令人不禁要问:“到底发生了什么事?”
“多数人可能并不了解,也不关心‘生产率’这回事,”前加拿大统计局首席经济分析师菲利普·克罗斯(Philip Cross)说,“但你的生产率和你的收入,其实是直接相关的。”
生产率,说白了就是你工作完成得有多快、多准确。工作完成得越快、越好,你就有更多时间陪伴朋友、参与志愿活动,或是处理家中事务。
用金钱来衡量,劳动生产率是“每小时的产出价值”。40年前,加拿大人每小时产出的价值是美国人的88%;到了2022年,这一比例已降至71%。
换句话说,美国每小时人均产出91.5美元,而加拿大仅为71.9美元。
> “提高生产率就是一场胜利,”克罗斯说,“它是一份持续不断带来好处的礼物。”
不只是“加班干活”
提高生产率,意味着更富裕的公民、更好的道路和医院、更高质量的学校与公共交通,同时也能吸引人才、留住人才。
但很多人一听到“提高生产率”就下意识反应:“是不是要让我更辛苦地工作?”
“不是的,”前副总理、现任Jeffries Canada董事长约翰·曼利(John Manley)说,“生产率不是叫你更努力,而是叫你更聪明地工作。”
曼利现年75岁,仍拒绝退休。他早在1999年便在多伦多公开呼吁应对生产率危机。他指出,当时加拿大的生产率跟“密西西比州”差不多,美国人均收入比加拿大高出30%,而在G7国家中,加拿大的生产率增长垫底。
多年过去,情况几乎没有改善。导致这种局面的原因包括但不限于:省际贸易壁垒、企业不愿投资、移民无法发挥专业技能、繁琐的政府法规、融资困难、企业税政策抑制发展、行业垄断、缺乏创新与意愿去真正解决问题。
> “加拿大的问题不是一无是处,而是‘还过得去’,”曼利说,“但如果事情难以解决,加拿大人的态度常常是——那就先不解决了。”
我们做得到,只是还没做
其实,加拿大人完全有能力解决这些问题。1990年代,加拿大曾面临财政危机——国家信用评级被下调、赤字高达5千亿加元,每收1元税就有34分用来还债。
当时,曼利在克雷蒂安政府担任工业部长,他的部门从54个项目削减至9个,裁员四分之一,联邦政府对各省的转移支付也被大幅削减。虽痛苦,却奏效——到1998年2月,加拿大实现30年来的首次预算平衡。
> 曼利说:“改革虽然艰难,但绝非不可能。”
被低估的资源部门与“红色胶带”
曼利认为,加拿大人需要正视并珍惜自然资源行业——油气、采矿、林业等。“这些产业为加拿大买单,”他说,“我们不应为此感到羞耻。”
石油行业的斯科特·萨克斯伯格(Scott Saxberg)就说,他在2000年代初涉足石油行业时,加拿大是投资天堂。但此后法规层层叠加、政策不确定性加剧,加上Keystone XL管道项目被美国搁置,资本逐渐流出。
> “资本是全球竞争的,”他说,“你不具吸引力,它就转头离开。”
例如,美国2024年就新建了5条大型油气管道,而包括道达尔能源、英国石油、康菲石油、壳牌等国际能源巨头已先后退出加拿大油砂领域。
然而,加拿大联邦拥有的“跨山管道”(Trans Mountain Pipeline)则是一个正面例子:它仅需750人运营,却能在2043年前带来28亿加元的税收,为加拿大原油打开亚洲市场。
> 曼利说:“如果我们有更多这样的项目,我们就能有更好的医院、教育和基建。”
其实我们也有成功故事
加拿大并非毫无亮点。零部件制造商Linamar董事长琳达·哈森弗拉茨(Linda Hasenfratz)指出,公司15年来的生产率提升了100%,而整个制造业提升了50%,甚至超过了美国制造业的增速。
丰田、通用在加拿大的工厂也常年排名北美第一。这说明,加拿大企业是有能力做到世界级竞争水平的。
她认为,障碍在于政府部门过于庞大——2010至2023年,联邦公务员增长了26%,再加上250多万非营利组织员工,太多受过高等教育的加拿大人投身于不直接“创造收入”的领域。
> “我们需要让更多人进入有营收的企业,这会极大提升整体生产率。”
阻碍“出口大国”的瓶颈:港口
卡尔加里大学经济学教授特雷弗·汤姆(Trevor Tombe)提醒,哪怕制造业、能源和农业都能出口更多产品,问题是——这些产品怎么出得去?
例如,温哥华港口已是北美西海岸最大、运力饱和,扩建项目从2013年开始,可能要到2030年代才能完成。蒙特利尔港的扩建自2018年启动,仍遥遥无期。
> “你不可能靠卡车运货去日本,”他说,“我们没有港口余量,自然也无法扩大非美贸易。”
他建议建设北极深水港,既有经济效益,也有国家安全意义。
小企业、税制与“生产力武器”
生产率的另一个关键在于——企业设备投资。加拿大的小企业雇佣了近一半劳动力,但投资设备和技术的比重远低于G7其他国家。
目前,公司购买设备的支出要分多年才能抵税,但如果改为一次性扣除,能大大激励企业立刻投资、立刻升级,提高效率。
不只是数据,而是国家愿景
尽管存在“生产率紧急状况”,但唐纳德强调,数字只是表象,关键在于:加拿大人到底想要什么样的国家?
比如,提升生产率可以靠多招工程师,但如果因此减少医生、护士、消防员、教师,那加拿大人真的会满意吗?
> “我们的资源、人力、地理条件都不缺,”她说,“我们缺的是如何执行的共同意志。”
“我们不需要凭空创造什么,只需善用已有。”——这场“紧急状况”,也许就是加拿大重新思考未来的机会。
来源:温哥华港湾综合